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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身”首先应该是停止军事援助。美国在1949年1月26日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第二天,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但是,在其他方面,美国政府的行动却与这相矛盾。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陷入了困境。
巴大维早先就提议美国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当他被召回时,又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正式向华盛顿建议,暂停对国民党的武器供应,因为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或者被国民党卖掉。此时,就连之前极力主张援助国民党的魏德迈也表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武器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2月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防部的建议,提议总统向国会建议暂停所有对华军事援助的武器供应。
然而,这个建议马上遭到了国会部分人士的强烈抵制,他们担心这会让美国背上“把中国推向灾难”的名声。最终,杜鲁门总统拒绝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议,决定“为了不让反共的中国人失望,继续运输武器,但也不会特别加快速度”。
这项指示让执行者感到为难。国防部长福莱斯特立刻提出,三军对指示有不同的理解,为了避免各自为政,他建议由国务卿来统一解释。新上任不久的国务卿艾奇逊后来无奈地说,他接到了一个“不太光彩”的任务。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当时美国面临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和李宗仁都在争取美国的援助,一个希望武器送到台湾,另一个则希望送到大陆。因此,一些原本已经在运输途中的武器暂时留在了冲绳等地,后来才继续运往台湾。
1948年制定的援助中国法案本应在1949年4月结束。如果美国真的想退出,可以任其自然失效。然而,艾奇逊再次向国会提议,并获得通过,将这项拨款的使用时间一再延长,明确规定只能用在“非共产党统治区域”。
1949年3月,解放军正在向长江集中,而美国这时却继续大量运送武器给国民党。很多之前停运的船只也再次被派出去运送这些武器。这一行动发生在李宗仁进行“和谈”的时候。
当时顾维钧发现,美国不希望看到国民党“投降”。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美国出台了《共同防御援助法》。根据这个法律,美国制定了一个“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的新拨款,用在所谓的“中国区域”。
这项拨款是国会推动的结果。《共同防御援助法》是为了应对“冷战”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是将过去分散的对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进行统一规划,可以看作是将军事援助正式纳入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按照之前总统指定团队提出的建议草案,援助主要面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只有一小部分会分配到亚洲地区,由总统直接控制,草案中没有提到中国。经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个月的激烈讨论,在一些支持蒋介石的议员的努力下,最终通过了“广泛的中国地区”的表述。这种表述具有灵活性,可以理解为中国大陆,也可以是台湾,甚至是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对象可能是国民党政府,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反共势力。方式可能公开,也可能秘密。当时,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这项立法说,这是在和平时期给予总统前所未有的权力,“第一次有可能对亚洲的反共政权或个人提供暗中支持”。
这句话确实说出了这笔拨款的真正目的。
在今年十月,国务院出台了一项政策,主要讲述了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美国观点,反对中国共产党被视为对抗苏联的一部分,而反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则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行为,因此东南亚也被视为广义上的中国周边地区。
对于这个问题,军队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更倾向于把这笔资金用于公开援助台湾的军事需求,但最终这个提议被杜鲁门拒绝了。
青岛撤军的事情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青岛撤退时,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情愿离开。
自1945年8月起,美国海军就在青岛设立了驻点,名义上是协助蒋介石的部队从日本手中接管青岛。自此以后,青岛成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同时也是美国帮助国民党培训海军的重要场所。从战略角度来看,美国在青岛驻军是为了制衡苏联在旅顺和大连的军事存在。此外,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海军力量,直接冲突的风险较低,这使得美国海军在行动上更为自由,并计划长期驻扎。
1948年5月,山东潍县解放后,国民党在鲁中地区连连失利。美国方面开始考虑解放军攻打青岛的可能性。当时,美国驻西太平洋海军司令白杰尔提出了几种应对方案,但他本人倾向于让美军帮助国民党守青岛。国务院表示反对。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青岛附近暂时没有发生冲突,美方因此存有侥幸心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九月济南解放后,美国政府内部对青岛的处理意见又起了分歧。前线的美国驻青岛总领事特纳坚决要求立刻撤出所有美军。他认为,美军留在青岛是因为海军中一些强硬派不愿意放弃这个战略要地。现在,美军已经失去了一个体面撤退的机会,处境困难,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共产党就会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他这样讲到了青岛美军的情况:
他表示,如果美军真的介入,导致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伤害中国人,这将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中引发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反应。因此,他建议不要纠结于面子问题,现在立即撤军还来得及。
然而,特纳的观点没有被接受。
直到10月19日,杜鲁门的指示仍然是“暂时不撤出青岛”。白杰尔的任务只是将主要人员和物资从陆地转移到海上船只上,分批送走美军家属。如果青岛发生战斗,他要宣布中立,并随时准备撤退。如果美国人员和财产遭到解放军直接攻击,他还可以使用武力进行保护。
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美国却从关岛等地增派了更多军舰和部队,以此来避免外界认为美军要撤退的误解。
到了12月中,国民党自己先想着要把海军从青岛撤走,这时美国才同意停止青岛的海军训练中心。不过,美军依然表明不会从中国海域撤退。那时平津战役正打得激烈,美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稳住傅作义的部队,希望能牵制解放军南下,为蒋介石争取更多时间。
1949年初,由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并试图进行和谈,青岛的撤军计划被暂时搁置。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周边地区,撤军的事情才再次被提上日程。
1949年5月13日,海军部和国务院决定,美军在青岛的船只是否离开要看上海的战况。如果解放军占领了上海,美军就得马上撤走;如果上海暂时拿不下来,美军就再等一等。
总之,既要避免过早撤离,也要确保在解放军攻打青岛之前离开,以免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是共产党的军队把美军赶走了。
为了安抚国民党,5月的前半个月,从美国、上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向青岛增加了军舰、飞机和海军陆战队。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军舰只离开了青岛。6月2日,青岛也迎来了解放。
美国为何会支持以长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多种在中国实行分割治理的计划。这些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支持蒋介石收缩防线,稳固某些区域,长期与解放区相对峙;另一类是在蒋介石倒台时,扶持其他反共的地方势力,尽可能多地守住地盘,尽力阻止共产党统一中国。
在1948年8月,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实行区域自治,美国可以向这些区域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当地的反共力量增强,以此减少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不过,这个建议被马歇尔拒绝了。
1948年12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时,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魏德迈通过民社党的一位重要人物蒋匀田,给蒋介石传话,建议他在徐州失守后撤退到中国的东南部以及台湾、澎湖地区,守住福州到昆明的三角地带,并尽可能守住四川。魏德迈还告诉蒋介石,美国海军会坚守青岛,支援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以牵制共产党的军队,延缓他们南下的步伐,这样蒋就可以有时间守住东南地区。
上面提到美国迟迟不愿意从青岛撤军,这个原因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1949年初,当李宗仁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国民党提出的“隔江而治”主张得到了美国一些人的赞同。
比如顾维钧在2月份曾向南京汇报说: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美国上下确实有人支持蒋介石坚守江南或南方某部分地区。然而,美国决策者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这个想法并未被采纳为正式决策。
当时,美国政府对支持蒋介石以外的反共力量更感兴趣。尽管在1949年3月,经杜鲁门批准的政策文件中已表明这一策略没有成功的希望,但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尝试。比如,在4月中旬,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的一个朋友家中会见了宁夏省长马鸿逵。马鸿逵提出,希望以绥远、宁夏、甘肃、新疆部分地区,以及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为基地,请求美国提供军事顾问和农业技术专家的支持,以维持一个相对自治的中北部地区。他还表示,希望以治病为由前往美国,争取华侨富商的资金支持,并与美方进行商谈。
当时,美国驻广州的高级官员克拉克极力主张支持马氏兄弟,认为他们有可能与内蒙古的一些势力联手,形成一股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力量。克拉克和司徒雷登都认为应该增强美国“经合署”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并派遣一些“特别任务人员”混入其中,但要做得非常隐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其实,美蒋合作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在南京快要解放的时候,已经把总部搬到了广州,并且在四川和云南等地展开活动。他们的考察内容不仅仅限于农业,可能与他们的其他计划有关。
在今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地方领导人。据说,美国以前曾计划从海上支援国民党,但现在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中共可以控制海岸。现在,他们改为从滇缅边境空投物资给反共领导人。
支持地方军阀的计划
直到9月初,艾奇逊他们还在关注地方反共领导人的计划和能力,觉得马步芳最有希望,于是指示驻华人员对他保持友好关注。然而,第二天就收到报告说,马步芳的部队已被打败,他认为西北已经没有希望,打算以穆斯林代表的身份去中东。美国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
尽管如此,艾奇逊依然没有放弃。在9月21日与杜威的会谈中,他提出可以利用华中、华南和西北的地方部队进行“游击战”,并且美国可以通过国会批准的7500万美元“秘密资金”提供“有限支持”。这笔资金原本是为“广泛的中国区域”准备的,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主要用于支持台湾。
当时,这笔援助确实让一些地方势力更加坚定。比如,解放军过长江时,白崇禧有个守卫西南的计划。据说,这笔援助让他更加决心要对抗共产党。他认为,只要美国直接把援助交给“华中总部”,他就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因此,他打算在西南地区坚持抵抗,与共产党进行更长时间、更激烈的斗争。
1945年5月,前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陈纳德向国务院提议一个计划,旨在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扩散。他建议美国在中国从西北到西南划定一条宽约320公里的区域,涵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云南及贵州的部分地区,利用山区的地理优势,借助当地回民和军阀的力量对抗共产主义。
这个计划被交给美国的军事专家们研究了几个月,到了10月份,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原因是实施计划所需的条件都不具备,比如需要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民的信任、及时获得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以及世界非共产国家的道义支持。此外,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局势也不稳定。
不过,这份报告指出,国防部正在探讨如何“阻止中国进一步向未控制区域扩张”。
10月21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的助手毕肖普领导的一个“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对除国民党以外的中国反共势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估,包括重庆一家兵工厂的月生产能力,并提出将“大西南”地区作为反共基地的建议。
报告说这些反共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建立“中央政府”,但可以在各地分散存在。
美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帮助非共产党军队;二是在中国实施特别行动。
最后一项内容没有详细说明,报告的全文至今还未公开,但可以推测,这一项可能涉及秘密支持地下反革命活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文件上批注,尽管这份文件没有正式批准,但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背景资料。所有这些计划最终因为解放军的快速推进而未能实施。
西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势力要么及时转向支持新中国,要么很快就失败了。到了1949年底,除了西藏之外,整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已经解放。美国扶持地方反共势力的各种计划也随之泡汤。同年12月,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向华盛顿发去电报,强烈反对继续支持那些所谓的“反共游击队领袖”。他说,在大陆上已经没有能够或愿意与共产党对抗的力量,任何美国援助最终都会落入共产党手中,因此现在采取不干涉政策是最明智的选择。
艾奇逊在1949年底的一次美国政府部门联席会议上表示:“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没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真正从中国大陆完全“脱身”应该是在1949年12月。
从1948年3月初正式决策(NSC34/1)改变政策目标算起,美国又拖了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放弃“尽力阻止共产党取胜”的目标,而是步步为营,客观上是随着解放军进军而退。正如邹谠所说:“美国只能比共产党进军所到之处早退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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